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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日报客户端 | 作者 马亮
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《国家治理》撰文指出，国家治理是价值与工具的统一，既强调国家治理要追求特定的价值组合，也关注国家治理要使用有效的技术工具。在数字时代，国家治理需要数字化转型，以适应数字国家治理的时代要求。进入智能时代，国家治理也需要进行智能化转型，加快推动智能国家治理。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国家治理，推动“智能+国家治理”，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全方位的重塑要求。

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刻不容缓，但我们需要澄清三对核心概念的异同和关系，包括智慧还是智能、治理还是管理、治理还是政府。

首先，一些人将智慧治理与智能治理混淆，而二者的差异十分明显。智慧更多指人类特有的一种状态，而很难说技术及其应用是智慧的，虽然一些人标榜智能技术可以达到智慧。在城市治理领域，围绕智慧城市与智能城市的争论同样值得关注。国家治理可以使用智能技术，并实现治理的智能化，但要想达到智慧治理还尚需时日。

其次，国家治理智能化是智能治理，而不是智能管理。治理和管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为什么、谁参与和如何做，这也意味着智能化转型需要关注治理而不是管理。比如，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，意味着社会工作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，不再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逻辑，而是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思路。因此，我们要重点探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，而不只是政府管理的智能化转型。

最后，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意味着推进智能治理，而不是局限于打造智能政府。毫无疑问，国家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，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要求政府实现智能化，但是政府智能化未必会带来国家治理的智能化。唯有参与各方都实现了智能化，国家治理的过程也是智能化的，我们才能说国家治理实现了智能化。